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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队长》:成为“女性”超级英雄

来源:心情故事网   时间: 2019-07-09

  身处好莱坞的漫威或许对于当下社会、政治以及思想风潮的变化最为敏感,一方面因为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再现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作为一个目的是网罗尽可能多的观众进影院消费的商业公司而言,顺应社会潮流而开始关注占据世界上一半的女性消费者的需求,本来也是赚钱的买卖。因此“一石二鸟”,好莱坞又何乐而不为呢?也正是在这两层动力的驱使下,近几年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出现鲜明地转向,即开始对于在传统中遭到忽略、排斥和污名的群体与角色投入更多的关注。

  于是黑人与女性超级英雄电影纷至沓来,从《黑豹》(Black Panther,2018),到2017年DC的《神奇女侠》(Wonder Women)——DC今年还推出了美剧《末日巡逻队》(The Doom Patrol),其中出现由马特·波莫(Matt Bomer)饰演的同志超级英雄——以及今年漫威的《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2019);一些主流影视巨头公司也开始投资主角为性少数的电影,如2018年颇受欢迎的《爱你,西蒙》(Love,Simon),以及另外诸如《被抹去的男孩》(Boy Erased,2018)和《错误教育》(The Mis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2018)等……

  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下最近两年好莱坞的动向,这一变化与当下美国的政治动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一贯被认为是提倡自由、开放和多元性的好莱坞,在面对特朗普等政客所掀起的保守甚至颇具民粹色彩的政治风潮中,它们对于政治正确变得更加敏感与积极。也正因如此,我们或许才能看到《惊奇队长》这样一部关于女性超级英雄的电影。

  随着好莱坞这一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加强,伴随而来的是对其的批评,虽然大多数批评都是冲着这些电影的质量而言,但却依旧在无形中会连带地伤及这些电影中所主要希望传递的信息,甚至有时会伤及那些得益于政治正确才获得如今权益保障和机会的众多族群,如黑人、女性、亚裔以及性少数等等。

  《惊奇队长》这部电影同样应该放在这一序列中进行讨论,它作为一部电影——从其故事、人物以及情节设计等——都十分陈旧与似曾相识,即典型的漫威流水线上的超级英雄电影,并无什么特别的亮点,就连这类电影所主打的特效,在《惊奇队长》中其实也乏善可陈。但对于电影质量的批评却并不能因此连带地否定它所希望或说是努力传达的东西,尤其当它如此鲜明地站在政治正确立场上来与当下再次兴起的女性运动和女性权利的讨论相呼应时。

  在《惊奇队长》中,有许多情节设计以及围绕在主角卡罗尔·丹眉山癫痫病医院哪家好弗斯(Carol Danvers )(即惊奇队长)身上的经历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卡罗尔的出场形象是一个叫“弗斯”(Vers)的失忆女战士,生活在克里人的星球上。“弗斯”这一身份的成立是建立在卡罗尔的失忆上,即她对于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因此“她是谁”这一判断并不来源于其自我意识,而是来源于外界他者的告知和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直在训练她的上司勇·罗格(Yon-Rogg)。在电影第二场他们对战的戏中,罗格和弗斯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等级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罗格在教导弗斯该怎样成为一个能够控制住自己情感和混乱情绪,且只利用理智和逻辑的战士。

  在这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罗格对弗斯的教诲刚好贴合传统西方社会文化中一直以来对于女性的理解,即她们是自然的、情绪化且感性的,因此缺乏理性和自控能力。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论到康德的现代启蒙理论都是如此。因此,在现代启蒙之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最重要的理性能力,只被赋予了西方白人男性,而诸如黑人与女性则都始终被留在野蛮/黑暗的自然领域,被混乱的情绪与歇斯底里所控制。就如王政在其《越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欧洲启蒙主体是男性文化主体”。也正因此,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波女权运动,才会首先从作为现代个体普遍性的理性基础处入手,批判其所存在的区隔与局限。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为女权辩护》以及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中,他们都指出了启蒙理性罗格斯主体的问题,从而为女性的进入开启方便之门。并且,也只有先清理了这一理论基础,建基在其上的选举权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才紧接着被提出。

  在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中,这一思想理论往往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即通过对于理性局限的批判而把它所拥有的普遍性覆盖到曾经被忽视的女性身上,以此为个人能够进入社会且获得平等的选举权与受教育权奠定基础。在《惊奇队长》中,卡罗尔所成长的时代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当她小时候因为尝试各种“不属于”女孩的游戏、运动和冒险时,总会遭到身边——尤其是男性,从其父亲到学校男生等——的阻拦或嘲讽。在美国所谓“黄金时代”的四五十年代,大多数女性都被束缚于家庭,照顾着丈夫与孩子,久而久之渐渐产生了空虚与无意义之感,从而失去自我价值意识。这便是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所揭露的美国当时女性的生存现状。惊奇队长卡罗尔必然也成长于这一环境,因此才导致其被反复提及和强调其女性身份,目的便是为了规训她进入主流的两性框架之中。

  然而卡罗尔的成长几乎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苯妥英钠的典型叙事模式:从其因女性身份而被区隔,到她一以贯之地坚持、努力而最终成为美国空军飞行员,虽然她始终因为法律规定女性不能开飞机而时时受阻。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罗尔的空军飞行员基地,她并不是唯一的女性,她的好友玛利亚·兰博(Maria Rambeau)身为一名黑人女性也在其中。这一点也反映了当时美国虽然依旧处在撕裂的种族隔离之中,但在许多行业黑人/女性身影依旧处处可见,只不过她们最终都因为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和建构而被淹没。2016年的美国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讲述的便是1962年美国航天航空局中非裔科学家们对于航天事业的贡献。这些人物既因为其非裔身份,又因为其女性身体而遭到主流叙事有意识地双重忽视与排斥,如果没有这些年少数族裔对于自身历史的重新发现和挖掘,她们也必然就消失在主流的历史之中。

  卡罗尔所在的美国空军部门是一个传统中十分男性化的地方,也正是在这一有着特殊气氛的场域中,卡罗尔的女性身份才会被标记得更为鲜明,与此同时也再次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女性只要拥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并不会比男性差。在1996年的美国曾有一件被称作“美利坚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的诉讼案,一名女学生希望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但在后者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它始终都是一所全男性的学院。在美国最高院露丝·金斯伯格官所宣读的判决词中,她指出:“一些女性的身体条件完全满足VMI适用于男性的入学标准,她们完全可以适应VMI对学员进行的所有训练,她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入读VMI的机会……”一个平等的机会(equal opportunity),这也便是卡罗尔与兰博这样的女性所需要的。

  电影中反复地强调卡罗尔在成长中所遭受到的性别歧视(sexism),这一点与其他传统的男性超级英雄是十分不同的。男性超级英雄或许童年成长中也充满了艰难和来自他人的白眼、嘲讽与恶意,但其往往与他们的性别(sex)无关,就如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利格瑞所指出的,“男性”本身是一个无标记的标记,即由于它与普遍性相联,而导致它其实并不会在性别秩序中被标记。很多时候,男性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而往往把自己当做“人”(man)。但女性却与之截然相反,她们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中被反复地标记和强调,由此才会出现波伏娃所谓的“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判断。如果和其他男性超级英雄们的成长相比,惊奇队长卡罗尔这一经历是特殊的;但如果和其他无数的女性成长相比,这一经验又是普遍的。而也正是这段经历塑造着她独特的女性身份和意识,因此当她一旦失去这段记忆,被罗格训练而成的“弗斯”便会哪家医院治疗癫痫效果比较好变得十分“男性化”。

  在电影中,从“弗斯”到“卡罗尔”的转变与记忆的恢复密切相关,而它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定位自我的过程。对成年后的惊奇队长来说,她曾两次通过他者的帮助来界定自我:一是失忆后,男性罗格告诉她,她是克里人“弗斯”,并且教导她控制自己的情绪与情感,利用理性与逻辑行事;第二次则是当她的记忆渐渐恢复,并出现迷惘时,她的好友兰博告诉她,她是卡罗尔,那个曾经坚韧不拔的女性。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女性的成长,即从传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男性那里离开,走向那个“女性的”自我。与此同时,女性之间的连接和彼此帮助,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行为。正是在这里,《惊奇队长》中的性别意识观念涉及了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思想——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即对于“女性”差异的回归和注重。这一点也表现在当卡罗尔彻底接受自己,释放了自己的情绪后,她的力量被完全发掘而能够自如地运用;并且在最后再次面对罗格时,她丢弃这位男性老师曾经的那些理性和判断力的教诲,“任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将他打倒。

  在传统被赞赏的道德和气质中,许多都直接与男性挂钩,而成为某种典型的男性气质,例如坚强、勇敢、力量、果断与无畏等等,而相对的敏感、温柔、脆弱与恐惧则遭到贬低,并且这些特质我们往往都能在传统所界定的女性气质中发现。因此在西方现代的英雄身上,我们看到的除了健壮的身体之外,大都是以上这些被赞美的特质,而那些“他者”——如女性、黑人与同志等——则往往被塑造成情绪化、歇斯底里、野蛮与娘娘腔的形象。

  伴随着少数族裔作为主角的超级英雄影视剧的出现,那些曾经被污名的品质也渐渐获得重视。在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的专著《善的脆弱性》中,作者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而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由此作者提醒人们注意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软性”品质和特性。所谓过刚易折,随着好莱坞古典超级英雄形象——这也与当代西方性别气质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的衰落,如蜘蛛侠、死侍这样的“非正统”超级英雄开始出现在银幕之上。

  而对于女性超级英雄来说,她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如传统男性超级英雄一样,噼里啪啦地暴力除恶,刚、正与有泪不轻弹;还是能够带来新的品质?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便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内部之争,即是走向普遍性还是积极地接受差异,并由此创造出新的价值和品质。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她接受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而提倡普遍性,指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积极地进行自治疗癫痫病的方法有哪些呢我创造和竞争;而在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学者安托瓦内特·福克的《两性》看来,必须接受男女两性之间所存在的基本差异,并把它当作自由、平等与博爱之后的基础性概念,由此才能真正地解放女性。

  在《惊奇队长》中,我们看到的前者或更多些,大概是因为超级英雄电影的模式所在,而作为漫威第一部女性超级英雄电影也还处在模仿阶段;同时,由于对这一“差异”到底是什么——即它是如何形成的?是生物性的差异还是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由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差异”——的歧义,而使得这部电影未敢过分涉及。

  也正因此,对于像《黑豹》、《神奇女侠》和《惊奇队长》这类电影的一个批评便是指责它们依旧陷入了传统超级英雄的主流模式,没有创新。而这一“模仿”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存在着潜在的对于这些以少数群体作为主角的电影原本可能具有的激进性的消减,同时也由此掩盖了人们在一开始呼唤这些电影的主要目的,即让它们浮出这些主流流行文化的历史地表。

  这些批评大都是切中要害的,而如果我们寻找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则可能与电影和好莱坞都有关系。就如文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电影不仅仅只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同时还是由影视公司所制作的商品,用以盈利,在这一交叉之间,少数群体故事所具有的激进与颠覆性必然会遭到折扣,甚至被潜在地转移,而最终出现一种虚假的正义。这也便是许多人对于电影《绿皮书》(Green Book,2018)的批评,即它对于美国上世纪——以及当下——族裔问题的处理,带着某种善意的“虚假”,一种安全的“激进”,有时甚至掏空了这些激进;并且,它还由此为更为残酷的现实覆盖上了一层温情的假面,从而掩盖了真实的问题。

  这似乎是这些刚刚出现不久的此类电影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就如《惊奇队长》虽然表现了众多女性在成长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污名和区隔,但最终它都被消弭在惊奇队长这样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中,而以一种外来的力量把这些问题一扫而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再次掩盖了现实社会中问题本身的棘手和严酷性。

  在《惊奇队长》中,编剧似乎十分有意识地构建了一个传统正邪对抗故事的翻转,以及一个原本被称作但实则却是在抵抗压迫和的种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设计与作为女性的惊奇队长的故事是同声相应的,即或许只有她们才能真切地理解到彼此的处境。而也正因如此,惊奇队长最终才十分主动地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家园。而也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些当下欧美诸国女性运动的一个动向,即与其他被压迫和边缘的群体形成新的联结,彼此帮助,共同对抗保守的区隔与强权,正所谓“共同的挣扎,共同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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